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构筑亚洲新“生命线”

来源：半月谈

2008年3月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与会领导人为昆明-曼谷公路老挝段正式建成通车剪彩。公路的完工，使得数十年来为战乱、民族冲突和毒品贸易所困扰的老挝、缅甸和越南等国人烟稀少的不发达地区摆脱了孤立状态。

随后，各国领导人出席相关仪式，正式开通GMS信息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就此与世界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与会各国领导人还签署了《实施次区域跨国电力贸易路线图谅解备忘录》以及《经济走廊可持续与均衡发展谅解备忘录》等一系列合作文件。

随着万象领导人宣言的签署，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生机勃勃

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16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和东亚一体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6％。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和进展。

正如万象宣言所指出的，自1992年以来，次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具体实在，贸易投资与旅游日益拓展，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明显增加，交通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特别是1998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正式启动,对次区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合作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目前，亚洲开发银行“三纵两横”经济走廊构想中的东西、南北、南部三条交通走廊基本建成。按照亚洲开发银行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计划，现有的交通运输走廊还将提升为经济走廊，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在第3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领导人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2008至2012年GMS发展万象行动计划》，正式提出将争取加速GMS走廊未完成路段的建设和改造，并将GMS走廊扩展为包含泛亚铁路等在内的多式联运通道。届时，亚洲将拥有一条由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网络构成的新的“生命线”。

按照GMS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所设定的目标，各方将确保2008年至201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行动计划及时、有效地执行，并争取在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贸易便利化和投资等９个领域取得进展。这为GMS的未来发展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合作与发展进入新阶段。

　　暗流涌动

目前，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全面推进的大好态势之下，仍然涌动着几股暗流。

首先，中日关系的走向及日本对区域合作的立场及其作为，可能成为影响GMS合作进程的重要变量。长期以来，东南亚一直是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对象。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即已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予以大量的援助，并期望就此掌握打开中南半岛大门的钥匙。

近年来，由于东亚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发生变化，东亚国际体系中首次出现了中日两强并起的局面。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使日本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和不适应感。在日本看来，中国积极倡议并推动包括东亚合作在内的亚洲区域合作进程，充分显示了中国与日本争夺区域合作主导权的“野心”。中国全力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被部分日本媒体视为在东南亚建立“卫星城”和面向东盟的南进“据点”。

为了防范中国影响的扩大，日本已经在该区域加大了经济外交的力度。2008年1月，日本即向湄公河东西走廊无偿援助2000万美元。日本的作为，有可能导致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各方的分化。某种程度上，中日关系能否真正冰雪消融，步入暖春，将影响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大局。

其次，湄公河流域东南亚国家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风险评估和基本判断，直接影响各方参与合作的诚意与力度。在东南亚国家内部，一度出现的反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理由是：公路的修筑将使中国的坦克向东南亚进发更为便利。虽然这种论调因近年来中国-东盟双边互信的日益增强和关系的迅速提升而逐渐失去市场，但只要产生东盟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根源依然存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就难以消除。

同时，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一项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参与方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就显得极为必要。例如，中国计划在澜沧江干流上建设大坝。此举使得湄公河下游东南亚国家产生了顾虑，担心会导致下游生态的破坏。

此外，中南半岛国家政局的动荡，近年来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以及万象宣言中所提及的疾病蔓延、拐卖人口、毒品走私、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均对GMS这条亚洲新“生命线”构成现实和潜在的威胁。 （杨丹志）